陈杭平老师，浙江富阳人，先后毕业于清华大学法pg电子赏金船长和北京大学法pg电子赏金船长，2009年到对外经贸大学法pg电子赏金船长任教，现为法pg电子赏金船长副教授、院长助理、诉讼法学系主任。陈老师的研究领域包括民事诉讼法学、司法制度、纠纷解决等，迄今为止在《法学研究》、《中国法学》等期刊发表中英文论文十余篇，开设“民事诉讼法学”、“强制执行法学”、“比较诉讼法学”、“比较司法制度”等课程。

 

 

一

从小我就是个体弱多病、怯懦敏感的人，一到公开场合讲话就哆嗦，甚至到邻居家借什物都得反复打腹稿，临到关头又常常结巴或忘词，回来的路上懊丧不已。大概七八岁的时候，有一回在深夜惊醒，突然被一种对死亡的恐惧所笼罩。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都会在漆黑的夜里醒来，想着“人死了以后是不是什么都不剩下？”，辗转反侧，彻夜难眠。很多年后读余华的《在细雨中呼喊》，开篇仿佛看到了当时的情景：“我躺在黑暗的床上不敢入睡，四周的寂静使我的恐惧无限扩张。……我害怕像陌生男人那样， 一旦睡着了就永远不再醒来”。这种对不可知、不确定的畏惧困扰了童年的我，伴随我度过少年时代，即使等我离家到北京求学、工作，也未曾远去。

后来我到纽约访学，寄居的寓所离中央公园仅三、四个街区之遥。二零一四年三月的一天，我忽然心血来潮，想通过运动改变不能久坐看书、身体虚弱极易疲倦的问题。因为不舍得花钱去哥大的Gym，“要不去中央公园跑步吧!”于是就到附近的体育用品店挑了一双跑鞋，开始了持续至今的跑步生活。最初每次跑跑走走，气喘吁吁，只能持续两三公里。幸运的是，中央公园是跑步者的天堂，从早到晚都挤满了跑步健身的人，有白发苍苍的老太太，有推着婴儿车的年轻父母，有安着假肢的残障人士，有迎面跑来高喊“Give me five！”、击掌后又继续前行的小姑娘……置身其中，我也被弥散在空气里的对生活的热爱、对运动的激情所感染。随着手机App记录的跑量、配速逐渐提高，我慢慢地爱上了跑步。

尽管配速仍然很慢，最长的距离也只完成了今年的无锡半程马拉松，但跑步已成为我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无论工作还是休假，只要条件允许，就会出去跑一会儿。一年时间过去，体质有了明显的改善——而所谓身心相连——内心也随之变得更加强大。每一次穿上跑鞋出门前，可以有无数种不跑的理由；每一次奔跑过程中，也可以为放弃找到无数种借口。天气、雾霾、缺觉、急事、聚会……正是一次次的开始和坚持到底，才逐渐积累起对抗另一个“负面的我”的力量和克服畏难情绪的信心。跑者圈流行一句话：“跑步不是为了跑得更快，跑得更远，而是跑着、跑着，忽然遇见更好的自己”。我知道自己还不够好，依然会畏惧，依然会情绪波动，依然厌恶一切不确定，但我知道随着脚下的路向前延伸，我正在变得更好。

 

二

我喜欢路步，喜欢探索不同的线路。每次从新的风景跑过，遇见不同的人，都像把自己的世界扩展一点点。在奔跑的过程中，尝试着去聆听身体的声音，理解它“我累了”、“我要喝水”，或者“是的，我还能坚持”、“一定要跑完”的需求，去跟它沟通，去体会它的极限，去一点点突破它的极限。而跑完之后，随着呼吸和心跳逐渐平息，整个世界都变得柔和而安静。每当这个时候，轻风拂过，我能看得更远，注意到平时从不留意的细节。这是一种难以名状的感受，我既在身体里似乎又外在于自己，我属于这个世界好像又跟它有一点点距离。这是一种与身体、与世界微妙而全新的关系。而我体会到的也许就是一种为人、为学都必不可少的“相对”感吧。作为一名研究者，最忌讳的就是陷入自己的“前见”（preconception）而不自知，被种种不言自明、理所当然所遮蔽。不反省自己的认知结构缺陷、“与生俱来的人类的普遍弱点”（卡夫卡），就很难成为一名优秀的研究者。而作为一个普通人，同样也要学会跳出既有的牵绊，以外在的眼光重新审视自己、他人以及相互间的关系。

跑步常常是孤独的，但在途中，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。有的跑得飞快，有的跑很慢，有的姿势很标准，有的却很怪异，有的轻松自在，但有的似乎很痛苦。我从最初的不甘心落后别人，慢慢到现在快慢由人，而坚持按自己的节奏、配速奔跑。因为我发现，当我以赶超别人作为目标，作为满足感的来源，那么必然会在下一个路段因被别人赶超而感到沮丧。正确的态度，应该是像村上春树先生说的，大多数普通跑者只被个人目标（在规定的时间内跑完）所激励，能完成预设的目标自然会很有成就感；即使不能完成，只要对自己已尽全力感到满意，并可能在此过程中对自身有了新的认识，那也是一种促使他继续奔跑的积极感受。（Haruki Murakami, What I Talk About When I Talk About Running, p.5.）做研究是这样，做人也是这样。不必和别人去比较，在意输赢，因为没有人总是最好的，总能胜过别人，而是给自己设定目标，然后全力以赴。通俗点说，就是跟自己——而不是跟别人——较劲，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好些。